《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在探究大战之后国际秩序的建构，即赢得胜利的主导国如何运用其实力建立国际秩序。以此为核心，《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确定将领导国的国际秩序建构战略作为主要分析对象。伊肯伯里认为，寻求这一问题之答案的最佳途径是研究战后情势，因为各领导国均力图克服关于秩序建构的基本难题。其中关涉三个核心问题：面对历史关头，新兴大国进行选择的逻辑是什么？如何解释1815年、1919年和1945年的秩序建设中领导国越来越多地采用制度战略？如何解释工业化民主国家1945年建立的秩序在冷战后所体现出来的稳固性？以此为线索，《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勾勒出1815年至今近两百年的国际秩序变迁画卷，全面评述欧洲秩序观的优劣，并对美欧秩序战略进行比较分析，其中所涉及的国际制度优化和大国战略变迁尤其引人...(展开全部)

冷战的结束引发了巨大的轰动，让人不禁忆起1815年拿破仑战争以及1919年和1945年两次世界大战落幕后的关键时刻。伊肯伯里在本书中抛出一个问题：战胜国要如何行使新掌握的权力，又将如何凭借这股力量构建新秩序?通过研究世界近现代史上的战后安排,他认为：强国确实会寻求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但随之诞生的秩序类型取决于这些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出承诺并约束自身权力。 作者解释道：凭借20世纪民主理论的传播和国际制度的创新运用，秩序的建构才超越了传统制衡政治的范畴，呈现出“宪法”特征。这两大趋势都与美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息息相关，尽管各国实力迅速变化且严重不平衡,但美国政体的开放特质，以及由多边制度织就的网络，让美国得以进行战略约束，与工业化的民主国家建立稳定的关系。 《胜利之后》将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融为一体。读者如果意在探究全球秩序的组织形式、世界政治...(展开全部)

本论文集是作者近年来研究冷战时期东亚地区国际史与中国有关的外交政策所公开发表的成果，主要内容是研究二战后期到全球冷战结束大约50年的东亚地区国际史的一些问题的体会，特别是冷战的兴起到终结带给东亚的影响。从这些历史课题的研究中了解到，当今很多发展趋势和一些障碍等，有不少实际上都是那个时代的国际体系、区域问题的矛盾和演变的延续或遗留物；当今东亚国际体系的出现及其诸多特点，显然是非预期的，其发生与演变的部分逻辑的确早已经蕴含在二战后期直到冷战时代的争论之中。关于冷战对东亚的影响，作者与国内学界同仁共同努力一个时期之后的确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但前面的路仍然很长，这些研究对其后的冷战史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上楼之后：村改居社区的组织再造与秩序重建》的研究范围“横跨”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两个领域，抓住了城镇化道路转型的关键，其研究视角从政府切入，准确把握住了当前城镇化的主要矛盾。 《上楼之后：村改居社区的组织再造与秩序重建》从空间、组织、党建、认同等方面进行考察，实际上是从不同的层面来看待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安置问题。 《上楼之后：村改居社区的组织再造与秩序重建》重要和有意义的发现之一，就是从几个案例的形成过程来看，各种因为政策产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也不断地被政策化解，这得益于案例中表现出来的“上下融合”的机制，达到了一种作者所谓“非冲突治理”的状态。 作者简介

《战后台湾文化重建（1945-1947）/当代台湾文化研究新视野丛书》通过对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台湾省编译馆、台湾文化协进会功能的探讨，再现了战后初期台湾去日本殖民化和再中国化以及台湾新文化体制建构的历史；同时，论述了鲁迅思想传播与台湾文化重建的关系，探讨了台湾光复后台湾本地知识分子在面临文化转型时如何自处的问题。

《战后台湾文化重建（1945-1947）/当代台湾文化研究新视野丛书》通过对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台湾省编译馆、台湾文化协进会功能的探讨，再现了战后初期台湾去日本殖民化和再中国化以及台湾新文化体制建构的历史；同时，论述了鲁迅思想传播与台湾文化重建的关系，探讨了台湾光复后台湾本地知识分子在面临文化转型时如何自处的问题。

失落文明在地球重新安身，由地球作为中转点，向宇宙重建秩序。

失落文明在地球重新安身，由地球作为中转点，向宇宙重建秩序。

本書探討了現存《天聖令》文本的來源及其修纂方式。依據《天聖令》在行的宋令，對唐代的《田令》《賦役令》《捕亡令》《雜令》分別作了復原嘗試，並對相關的國家制度進行了研究。作者力圖突破囿於斷代史研究而造成的隔閡，探求北宋法典與唐代法典的傳承關係、唐宋律令體系的流變。通過對神宗時期重大詔獄審理過程的分析，考察宋代的法制理念及對祖制的變通調整。深入探討了宋代基層社會的法律人、宋代戶口統計和賦役征差簿帳制度、宋代典權制下的一田兩主制、永佃權及田底、田面權等土地產權形態問題。 本書論述文字時間跨度達二十年，作者將二十年來圍繞所發現《天聖令》研究的成果梳理整合，並加以系統總結，對於進一步充實和推動唐宋法律研究和歷史研究，對於多角度探索唐宋時期不同地域的法制狀況和國家制度實施的效果，深入認識唐宋時期中國社會發展態勢，深刻揭示唐宋社會變遷呈現的多元變化，具有相當的學術價...(展开全部)

《论大战略》凝聚了美国著名大战略研究专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20年的战略研究成果，呈现了大战略逻辑跨时空、跨领域、跨文化的交融与映衬。从2500多年前的希波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战无不胜的罗马帝国，到改变美国命运的开国总统，加迪斯探究了那些伟大和持久帝国的智慧、气质和勇气是如何塑造的。在加迪斯笔下，薛西斯一世、伊丽莎白一世等国家，马基雅维利、奥古斯丁、伯里克利等政治思想家，化身为“狐狸”或“刺猬”，甚至是两者的综合体。“狐狸”追逐多个目标，思维零散、离心，却能根据对环境的敏感观察适时调整战略；“刺猬”目标单一，思维专注却固执，坚守一个不变的原则，以此规范言行。加迪斯认为，人的思维常处于刺猬式和狐狸式两种思维方式的对抗中，如果能把刺猬的方向感和狐狸对环境的敏感性结合起来，追求目标与能力的一致性，就能孕育出成功的大战略。好的战略之所以能够沿袭千年，是因为在时代推移、技术迭代中能够不断被反思、调整和重塑。但并不是只有国家才需要大战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事业和生活中实现目标与能力的平衡。这一战略思维将帮助我们强化权衡代价的意识，刺激我们对复杂环境的感知，从而达成心中所念。